比尔·盖茨:新冠肺炎免疫之战在穷国的失败,也将是富国的灾难

核心提示:今天的世界已经迎来科研进展带来的曙光——明年年初,我们或可开发出一种甚至多种新冠肺炎疫苗。然而,人类也正处于真正战略失败的边缘:这与未来如何制造和分发这些疫苗休戚相关。

文/比尔·盖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今天的世界已经迎来科研进展带来的曙光——明年年初,我们或可开发出一种甚至多种新冠肺炎疫苗。然而,人类也正处于真正战略失败的边缘:这与未来如何制造和分发这些疫苗休戚相关。目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场国际招标战,与疫情大流行之初全球争抢呼吸机和个人防护用品时的残酷市场之争几乎是如出一辙。

各国正在奋力与制药公司谈判,以确保在疫苗上市之后立即购买。就像在所有竞购战中一样,最富有的竞标者正在赢得胜利:实际上,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预定了足够的疫苗剂量,甚至可以覆盖自身人口的两倍以上。

但是那些中低收入国家呢?从南苏丹到尼加拉瓜再到缅甸等等,这些国家是全球近一半人口赖以生存的家园,但它们并不具备能与制药公司达成大笔交易的购买力。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国家能够获得的剂量,最多只能覆盖其12%的人口。

很明显,对于较贫穷的国家而言,这会是一场灾难。

然而不太明显的是,对于富裕国家这同样是一场灾难。

美国东北大学新开发的模型有助于说明其原因。该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人口数量比例向所有国家分发疫苗;另一种是跟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差不多的情况,即50个左右富裕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前20亿剂疫苗。在第二种情况下,新冠病毒将会在全球四分之三的区域继续不受控制地传播四个月。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将是前者的两倍。

当然,贫穷国家会承受最大的痛苦。而富裕国家也并不会幸免于难。我们都将成为第二个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两国在付出了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之下,境内病例已经很少了,但由于贸易伙伴们仍处于封锁状态,导致它们的经济依然萧条。有时,这种病毒的新携带者横穿南太平洋,制造了该疾病新簇的传播;而这些簇群成长和扩散,又使得学校和办公场所不得不再次关闭。

即便疫苗供应过剩,富裕国家仍有再次感染和流行的风险——因为在那些地方,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接种疫苗。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疫情大流行中岿然不动的堡垒。消除任何地方这种疾病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每个地方都消除它。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疫苗鸿沟。

富裕国家的成功,并不体现在它们为每个本国国民接种疫苗之后,仓库里还囤积着大量多余的疫苗。那简直应该谓之失败的典型。真正的成功应该是不仅为本国人民购买足够量的疫苗,还应该为更广阔世界中那些无力支付的人提供帮助。

这正是“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简称“ACT-A”)行动计划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该行动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简称“Gavi”)和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等组织倡导并支持。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两个国际多边组织,但是它们在全球健康领域深耕二十年,已经成为向贫穷国家提供疫苗、诊断工具和药品的专家与主要贡献者。这些组织具有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缺少的是持续有力的资金支持。

制药公司的努力已经让全球资金普遍短缺的问题变得容易很多。本周,一些大药厂的首席执行官们签署了协议,承诺要有效地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收入如何,都可以使用最新的新冠肺炎疫苗、药物和诊断工具——这是其他承诺的基础。许多公司表示,他们不会从任何新冠病毒疫苗中获利,并且还将在治疗药物生产方面进行合作。例如,一家公司成功开发出了药物,那么其他公司可以让它使用自己的工厂来进行生产。

但是,应对全球疫情尚需更多的支持。即使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只是想为其高危人群(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接种疫苗,它们仍然无法确保足够的供应。那将需要大约16亿剂的疫苗,而现在的缺口是近10亿剂。

富裕国家不仅需要慷慨大方,还需要持之以恒。明年准备上市的第一代疫苗可能在阻止人与人之间传播SARS-CoV-2病毒方面非常有效,或是在防止新冠肺炎病例从轻症转重症方面非常有效。无论是哪种,都会是相当积极的突破。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世界就不能放松警惕,仍需继续投资研发,直到出现可以有效阻止病毒传播的疫苗为止。相信新型疫苗和药物平台的不断创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抗下一种新型病毒,还有望在与古老敌人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例如癌症和艾滋病毒。

随着终结疫情的努力日益全球化,这项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预期。曾经有一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印度消除脊髓灰质炎期间,一群卫生工作者为了到达偏远的村庄进行接种,不得不头顶着疫苗冷藏箱、跋涉在与腰齐深的洪水中。

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将同样需要类似的基层卫生人员网络——可以覆盖甚至连道路都无法到达的地方。如果未来有新的疫情苗头,这些卫生工作者还可以及时发出警报。毋庸置疑,建设强大的卫生系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下一次疫情大流行的发生。

过去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富裕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政策制定者为帮助改善最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提供资助。我遇到过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也遇到过心怀人道主义的慷慨领袖,但此时此刻的疫情使这种区别变得无关紧要了。

因为在这场疫情大流行中,帮助自己和帮助别人已经没有了区别。为穷国提供消除这种疾病所需的工具,利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利己。

世界越早意识到这一点,这场危机也会越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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