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经历过的人都会留下深深的刻痕

3月20日一早,朱桂军踏上回家的高铁。

他在朋友圈兴高采烈地说,“重症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的,我们一起回家!”

53天前,1月27日凌晨4点半,朱桂军抵达武汉。此时距离他出差回家还不到48小时。“我是在1月26日接到援鄂通知,要求当日下午集结,晚上出发。”朱桂军回忆,此时的他行李箱还没归位,直接拎着就出发了。行李箱是应付出短差的最小号尺寸,只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简单的个人生活用品。不过出发前,医院还积极准备了很多物资:食品、应急包、药品等,还有部分防护物资。

昏黄的灯光,空旷的火车站只有朱桂军一行,抵达武汉时的寒冷天气让朱桂军一行很不适应。

“医院准备的箱子、三个装物资的大纸箱子,还有自己的小箱子。”朱桂军开玩笑的说,拖着这些大小箱子,走在武昌火车站里,感觉跟逃难似的。几个队员轮番着使劲弄、拖着才将这些行李弄上车。

一晃近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3月15日,七院危重病人转走的第二天,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原地待命休息。朱桂军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想家了。就是这天晚上,朱桂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前没有发过,这次真想家了。”

休息了一天的朱桂军苦笑着说:“没病人了,晚上反而睡不着了。”

这场武汉战疫,给朱桂军留下了两个深深的刻痕。一是测试后发现已患有“中度焦虑”;再一个就是原先已戒掉的烟又重新复吸。采访中,有时咳嗽会打断平静的叙述。

朱桂军说出“中度焦虑”时记者吃惊不小,这和采访中朱桂军给记者的印象一点也联系不起来——让人突然意识到朱桂军和他的队友们在这些天付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在千里之外,妻子五一即将临产。“我老婆五一的预产期,我离开家,快两个月了。我回去再隔离,我怕她生小孩的时候我见不着她。这是真揪心。当时有点纠结。”朱桂军马上又说,“不过应该还好,我感觉五一还是能赶上。”

回顾到武汉这段惊险而又忙碌的47天,朱桂军在思想认识上有一点特别深刻的感悟,“我觉得从这次疫情去看,这个事只有中国人能做成,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就坚定了我自己的一个信念,我原来对入党没什么感觉,但自从这次之后,我觉得是党员的这种先锋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这种大无畏的牺牲作用,从思想对我是一个触动。”

2月14日,经过组织批准,朱桂军在抗疫一线入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开始我对入党基本上没有概念,我觉得我只要保持一个医生的职业原则就行。但在经历了这次重大的抢救事件后,我确实深刻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指挥作用、调度能力是不可缺乏的,这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而武汉一疫,也让朱桂军从更宏大的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武汉甚至全国的ICU都极度匮乏。”他说,“对于重症这种技术的掌握能力,还不是像我想像的那么强。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应该加强这种基础的培训,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民生,尤其关系到真正关键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