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科学家的对撞是好事

前几日,一篇《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让一个大部分人感到陌生的词——超级对撞机——进入舆论视野。对撞机,超弦,统一场……这些词频繁在网络上刷屏。今天著名的科学公众号:知识分子刊发了一批科学界就该文的回应,同时之前几年关于是否建超级大型对撞机的争论也被重新发现,再次成为焦点。 

其实,中国是否应该建造超级对撞机的争论在科学家已经持续很多年。参与者中有杨振宁、丁肇中、丘成桐这样的国际大师,也有王贻芳、李淼等本土科学家。仅仅“知识分子”这个平台就已经刊发多篇争论文章。再要追溯的话,40年前就已经有北京是否要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当时杨振宁也是反对一方,不过最后主建方获胜了。 

只不过,这个话题也许太过专业,所以长时间内还是局限在科学界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界的圈子里,并没有引起普通公众的关注。 

恐怕令许多吃瓜群众大开眼界的有两点:原来科学家也会这样“撕”?原来搞物理学研究也这么“烧钱”?这都和我们在一般科普读物上读到的“安贫乐道”、在斗室里刻苦钻研的科学家形象大相径庭。这一形象在中国的代表,当然是徐迟笔下的陈景润,不过《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似乎也有类似的形象——而他室友的研究,本来正是费钱的,却在剧中被有意无意的淡化了。 

且不论“最后一战”一文中的一些事实性错误,但就其展示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形象而言,会有怎样的意义呢?让普通民众看到一个更真切的科学圈,其实并不是坏事,可以改变许多长期积累的刻板印象。比如,就“烧钱”而言,让公众认识到理论研究也是需要投入、存在风险,而不仅仅是靠奋斗精神,也有助于社会对科学研究有更大的包容度。——超级对撞机其实只是一例,例如贵州的FAST,“悟空号”卫星,都是巨大投入的基础研究。 

但是,要防止一种倾向:对科学研究投入产生疑惑甚至不满,从而影响对基础科学的支持。这种思潮曾经在美国长期存在,虽然中国的制度背景不同,但也并非不会发生类似思潮,特别是中国社会存在将科学“技术化”理解的文化,又倾向于对公众人物进行道德判断。

 这不是说,对科学研究经费不能、不该监督。但是,基础科学不同于技术研究,存在高度的外部性,很难看出直接效益,而非专业人士又很难对“价值”进行判断。如果以一般的经济视角,包括判断技术开发的视角去进行基础科学投入的决策,可能会严重阻碍基础科学发展,或者导致错误的方向。——一旦某种非专业力量能判断一个研究“是否值得”,也就能判断“哪个研究”“值得”,我们已经有足够教训了。

其实,就超级对撞机的长期争论,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科学共同体自我制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争论好过没争论。而政府和社会最需要做的,是尊重专业,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 

(殷俊系社会科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