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如何涅槃?姜建清、戴相龙、肖钢、潘功胜告诉你

如今的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盈利水平和资本质量都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在英国《银行家》发布的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按照一级资本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跻身全球前四名。而在上世纪末,中国银行业还处于“技术性破产”的悬崖边。

涅槃蝶变背后,是一场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难度最高、影响最广的金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3月12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和操盘手们,包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SFI理事长,原工行董事长)、戴相龙( CF40特邀嘉宾,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委员肖钢(CF40学术顾问,原证监会主席,曾任中行董事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CF40学术顾问,农行股改操盘手)等现场讲述国有大行股改历程中的秘辛,许多细节和资料首次披露。

在国有大行股改历程中,面临着如何补充资本、是否引进外资、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等技术难题和舆论争议。在完成财务重组、引战、公开上市的同时,国有大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构建起市场化经营机制,实现蜕变。姜建清表示,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回顾、反思这场改革历程,操盘手们有着怎样的感悟?对于当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有怎样的启发?

与不良资产作斗争

上世纪末,国有银行不良率高企,1996年时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一度超过20%。

戴相龙指出,核销坏账、补充资本,是推进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基本条件。国有大行为何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这不仅有内部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银行长期按国家计划和政策发放贷款,信贷资金大量用于财政性支出。据测算,如果由商业银行通过自身改革来解决不良问题,需要10-20年,这显然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有银行走出困境,既要立足自身改革,也需要国家给予救助。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付诸实施。潘功胜介绍,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通过国家注资和剥离坏账,对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解决历史存量问题;二是通过股份化,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商业银行传统的产权和经营机制,健全公司制;三是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推动银行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的确定和时机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潘功胜表示,在面临金融危机之后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还面临外界对农业银行经营模式的不解和质疑背景下,农行最终成功上市。此后,国内外资本市场对大型商业银行上市的发行窗口已经基本关闭。

2003年12月,央行通过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向4家国有大行注资790亿美元,后又于2007年9月,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1.5万亿元,购买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并收购中央汇金公司的股本,向有关金融企业注入资本金。

肖钢提到,当时对要不要注资争议很大,因为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比如办教育、养老等。但注资不是财政支出,而是资本金投入,这不是免费的午餐,是要拿资本金去创造价值获得比较好的回报。这一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从改革结果看,已经完成了这一目标。

潘功胜评价,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开启了中国银行业现代化的进程。改善了中国银行业的治理状况、资产质量和经营绩效,使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为国际社会和金融市场对中国银行体系信心的根本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后的近期和中期,中国银行业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显著降低。

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姜建清表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忽略风险防范才是罪魁祸首。“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

引战外资是与非

在引进投资者上,外国知名金融集团成为引战首选。为什么引进外国金融机构而不让民营企业投资?

肖钢表示,国有银行要引进的是战略投资者,不是简单地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银行经营理念、管理经验与业务技术。民营企业有钱,但不是干金融业的,对金融业没有深刻的理解。几家大型银行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确实学到了很多管理经验。

潘功胜也介绍,一方面,当时国内资本市场规模很小,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后要上市,如果一些国际著名的金融集团可以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可能产生一种经济学上的信号效应,对首次发行定价会产生提升作用。上市成功的概率也会提升。另一方面,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学习先进的国际银行业管理经验,包括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经验等。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签署了两个协议,分别是战略投资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

不过,当时引进合适的战略投资者非常困难。潘功胜介绍,因为股改上市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境外机构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普遍缺乏信心。但中国几家银行的谈判团队,以高度的专业精神,通过异常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公平合理的合作协议。

引战成功后,建行和中行分别于2005年10月和2006年6月上市,此后,股市大涨,市场开始关注引战价明显低于公开发行价,关于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舆论甚嚣尘上。

肖钢指出,IPO前后的定价机制不同。IPO之前的定价需要战略投资者承担很多的不确定性与应尽的义务与责任,投资锁定期较长,即使上市后还要锁定三年,需要它承担风险;IPO之后是市场询价机制,价格高于上市前入股价格是正常的,而且在境外上市外国战略投资者对于IPO价格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不能叫贱卖。

2010年6月,作为国有大行股改收官之作——农行开启上市路演征途。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潘功胜仍然十分感慨。他表示,当时面临着诸多艰难选择。在农行上市路演期间,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振荡,投资者普遍信心不足,给农行上市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国际舆论环境也不是很友好。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农行甚至一度准备停止路演。幸运的是,农行最终克服诸多困难成功上市,筹资221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改革下一步

改革正未有穷期。

“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姜建清表示。

在进一步推进银行治理体系改革上,肖钢建议,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可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试点既可以在集团层面进行,也可以在大型商业银行下面选择一些子公司或者事业部制进行,以吸引民营资本包括国外资本共同规范公司治理机制。怎么样实现境内外、表内外和母子公司集团并表的全面风险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戴相龙表示,与欧美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相比,我国大型银行综合服务功能弱,国际化水平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戴相龙指出,截至2017年末五大行国有资本占比平均为68%,最高的达85.2%。建议继续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政府部门通过董事会体现国有股所有者的意愿,但不可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

在当前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国综合型投资银行的竞争力更强。戴相龙建议,可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兼并收购境内中小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非银行金融业务收入占全行比例超过15%后,把大型商业银行改为大型银行控股集团。

潘功胜指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城市商业银行要回归本位,要立足当地,立足小微。

姜建清表示,要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率和效能,确保不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要深化金融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逐步改变高杠杆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改变重视信贷增量、忽视存量管理的资金管理方式,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实现中国金融高质量的转型发展。

大行股改操盘手建言“混改” 治理体系改革由表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