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和郭台铭: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

核心提示:来源:21Tech(News-21)作者:林波编辑:刘雪莹 两个人,一座城 2019年,任正非和郭台铭都比以往更加奔波。 郭台铭一如既往地激流勇进,今年更为凶猛,立志走上仕途;而一向退居幕后的任正非,面对诡谲的国际商战,也奔走于各国媒体的采访间。 郭台铭1950年出生,今年69岁,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今年75岁。30年前,他们在深圳交汇,分别诞生了华为和富士康...

来源:21Tech(News-21)

作者:林波

编辑:刘雪莹

 

 

两个人,一座城

 

2019年,任正非和郭台铭都比以往更加奔波。

 

郭台铭一如既往地激流勇进,今年更为凶猛,立志走上仕途;而一向退居幕后的任正非,面对诡谲的国际商战,也奔走于各国媒体的采访间。

 

郭台铭1950年出生,今年69岁,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今年75岁。30年前,他们在深圳交汇,分别诞生了华为和富士康。富士康龙华园区和华为坂田总部,仅相隔一条高速公路,彼此成为了邻居和上下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家公司的业绩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华为总营收7212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千亿美元;富士康母公司鸿海总营收约11514亿元人民币,跨过了万亿人民币的门槛。

 

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华为和富士康已然成为深圳的名片。如果说华为代表的是深圳的A面,那富士康就是深圳的B面,两者都不可缺少。

 

作为深圳的A面,华为是奋斗者的代表、高科技代表,任正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面人物。然而任正非请辞改革开放杰出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更像从改革开放走过来的企业家。同时,华为讲奋斗、有技术故事、也有财富故事,这也是深圳特色。


富士康则是深圳的B面,B面是基础,是中国制造业的根本。富士康吸收了众多中低产阶级,将农业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转移到工业中,从纯体力活转移到技术含量高一些岗位。虽然没有A面那么光鲜,高举高打,但确是从农村到城市化的重要力量。


正是有了这AB面,才有了深圳,他们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不同的进程。这也好似空中翻转的硬币,如果硬币两面代表人物,AB面就要对调了,两者的处世哲学很不一样。

 

郭台铭更像A面,上个月还宣布竞选2020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举止非常高调,并且他的台前形象鲜明多变,是一位比较个性化的企业家。B面就低调一些,任正非更像是符号化的企业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活在华为内部的讲话中、采访中,且任正非的发言几乎都只与华为有关。

 

若将来回首21世纪前100名最具影响力企业家,任正非、郭台铭很可能上榜。就像乔布斯、比尔·盖茨影响了行业话语体系,影响力早已超过产品、公司的边界,具有划时代意义。任正非和郭台铭创造的华为、富士康模式,至少对亚洲工业体系的贡献无可厚非。

 

“打不死的小强”和“活下去的小草”

 

1987年,任正非离开南油集团后,筹集了2.1万元,在深圳的普通居民楼中开启了创业之路,做起了交换机的生意;而在后一年,一位敢于尝鲜的台商,将登陆深圳,并与之产生交集。

 

1988年,郭台铭站在深圳豪言:看得到的土地,我都要了。那时,郭台铭已经创业14年,连接器的生意风生水起,3年后即将带动鸿海登陆资本市场,90年代初迎来了小高潮。彼时的任正非还在带领华为,走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创业期。

 

时间线再往前推,鸿海的成立也并非一帆风顺。原本郭台铭在航运公司当业务员,生活可谓安逸。然而,郭台铭却瞄上了制造业,在1973年出资10万元新台币和朋友创立了鸿海前身。

 

结果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机,公司经营不善,第二年其他股东纷纷退出,只有郭台铭守在原地,向岳父家借了70万,硬是度过了艰难期。

 

海峡对岸,任正非还处于军旅生涯,这也是他认为最美好的人生阶段。尤其是1974年,邓小平同志开始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任正非进入了军旅生涯中的黄金阶段,南下深圳还是后话。

 

同一时段的大洋彼岸又发生了什么?在1975年,比尔·盖茨创办了微软,1976年乔布斯成立了苹果公司。谁曾想到,这些企业的命运将在未来交织在一起。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比郭台铭小5岁,加上任正非,他们同为50后、40后,在七八十年代创业时,中国和美国企业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这也导致了企业的不同气质。如果说苹果是艺术家,那么富士康、华为更像是军事家。

 

任正非和郭台铭的人生经历有相似的部分,白手起家的他们,一个是校长的儿子,一个是警察的儿子。作为家中长子,两者都很早当家,从小体验过贫困的滋味。成年后,任正非和郭台铭都有过军人的履历,经历过动荡的岁月,他们创立公司后,口号都带有军人气质,强调的是活下去、艰苦奋斗、公司内部也嵌入军事化管理。

 

郭台铭在 1999 年就说过:“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但我们可以像蟑螂一样生存下来。”2015年,任正非依旧表示,华为仍然是棵小草,“从小草变成小树苗的过程中,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奋斗的底色、超强的危机感一直伴随着他们,每隔几年,他们的企业就提及新的转型。

 

90年代后,任正非和郭台铭面临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或许在1998年。这一年,华为开始二次创业阶段,国际化加速,《华为公司基本法》面世。鸿海从连接器、机壳的生意往上下游延伸,进入准系统组装领域。

 

进入21世纪,华为和鸿海又几乎同时进行再次变革。2004年华为再次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不仅有B2B业务,还有手机等C端业务,其定位从设备商转向电信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鸿海开始横向整合,全面进入了电子、通讯、网络的全球化时代。在2010年之后,智能化迅速席卷,联网、数据、云化、AI陆续成为他们的转型方向。

 

用任正非和郭台铭的话说,他们的成功都有一股傻劲,创业初期都没有受到房地产等资本诱惑,坚持聚焦在通信行业、电子行业。最终成为一流的通信设备商、代工之王,当然,眼下华为和富士康面临规模、增长点、贸易摩擦等考验。

 

时势造英雄

 

迅速转型之外,任正非和郭台铭在创业后,就设下了令人惊讶的远大目标。

华为,意在中华有为,一开始,任正非就指明,要进入全球设备商前三名。对于鸿海的起名,郭台铭曾说,鸿在天,海在地,要做天地间的生意。富士康的英文Foxconn,则来自模具 Foxcavaty和连接器Connector的结合,而外界也常常将Fox翻译为狐狸来解读。

 

事实上,不论郭台铭,还是任正非,都曾被人称作千变狐狸,带领公司在艰难的环境中敏捷转身,他们都有着那个年代的烙印。他们作为公司的教父,又是如何形成自身的管理哲学?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深圳崛起的背景下,任正非带着华为,从国内到征服国外,从被忽视的偏远地区攻入城市中心,可谓以农村包围城市,赢得胜利。

 

不过,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任正非被问及管理思想的来源时回答道:“是学习。首先你们不要误会,媒体总说我们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有他天然合理的成分,但世界哲学是多种多样的。毛主席讲的是一分为二,讲的是斗争哲学。我们讲的是灰色哲学,是妥协,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我们公司内部大家喊的都是妥协的口号。

第二点,如果孔夫子之道就能治国,道德经就能治国,怎么中国五千年没发展呢?我们不要认为依托任何一种文化就可以促进任何一种发展。说不清楚你怎么吸收的能量,每个人都可以看同一本书,理解是不一样的。环境是不断在变化,我们说攻一个城墙口那是大目标,很难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任正非的管理思想,并非完全来自毛泽东思想,但是华为的文化,确有浓郁的本土基因。

 

任正非在同一场采访中说过:“华为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不就是共产党的文化嘛,以客户为中心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嘛;为共产主义理想冲锋在前,享乐在后,不就是奋斗者文化嘛。董存瑞和黄继光都是光荣的,共产党不是讲长期艰苦奋斗嘛,共产党没有讲大吃大喝,奢侈浪费,豪华生活。我们这个文化也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同仁堂说‘童叟无欺’,不也是以客户为中心嘛。说大家要努力,中国人说勇敢勤劳,不也是奋斗者文化嘛。所以华为文化没有特殊的地方。”

 

再看郭台铭,他来到深圳,刚好是处于台海局势缓和,台资引进的期间。在中国台湾地区代工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郭台铭也向外寻找更优质、低成本的投资区域,深圳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可谓拥有了天时地利。


众所周知,郭台铭的偶像是成吉思汗,很显然,郭台铭有一颗霸主的心。待他事业有成时,外界称之为电子产业的成吉思汗,在富士康内部,郭台铭也多次提及向成吉思汗学习。并且郭台铭还亲自去成吉思汗的家乡取经。

 

当年,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和蒙古骑兵的骁勇善战、敏捷机动的特性分不开。最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蒙古军队在打仗时,每人配两匹战马,轮流骑用,一匹跑累了就换另一匹。他们从来不停下来建锅吃饭,吃喝都在马背上完成,因此能迅速地到达前线,杀敌措手不及。

 

而快速变化、迅速执行、生存能力强,也同样是富士康的特色。郭台铭一句重要的名言就是:“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这也是霸道总裁郭台铭的行事风格。

 

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吉思汗造就帝国的根本原因,是用移动文明打败城邦文明,这是当时生态的改变。有意思的是,其实大漠是更广袤的农村,骑兵可以说是陆地上的“海盗”,只是游击规模比较大,也是从边缘打入核心,而农村包围城市也是一种新文明的对抗,这与华为又有异曲同工之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