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老总这些年: 从“融不完的钱”到“还不完的债”

核心提示:A县城投进入偿债高峰期,同时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违约。

“现在轻松了很多,血压也正常了,觉也能睡着了。”电话里,程平(化名)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程平原是东部某省A县城投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该县金融办主任。由于政府公职人员不能兼任国企负责人,他今年12月卸任了城投董事长。

去年9月,A县城投董事长被双规后,身为金融办主任的他接任了董事长一职,颇有“救火队长”的意味。而从那时起,A县城投进入偿债高峰期,同时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违约。

此后一年间,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而他又无法筹集到资金,有的催收甚至通过信访部门、上级转达过来。“压力大、很焦虑。”程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老弟我跟你说,这个位置可能干三月就得抑郁症了。”

“上一任摊子铺太大了,融资太多。”他反复说。这主要发生在2017年5月前。彼时,只要财政出一个承诺函,城投就可以向各类金融机构融资:“项目不愁,资金也不愁,拥有无限开火权。”

2017年5月,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印发后,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基建也在压降。相应地,各地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进入偿还高峰期——偿债成为这届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

“以前是干不完的事,融不完的钱,现在是还不完的债。”程平感概称。

账本

程平所在的A县,2018年GDP规模在300亿左右,财政收入大约11亿。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后,其综合财力在40亿左右。从全国来看,A县财政收入和财力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但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机构也愿意以高息借款给A县城投,毕竟处于东部省份。

在金融办任职时,程平对A县城投的高负债略有耳闻,但是到任后查了账本发现,A县的融资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从总规模看,有息负债五十多亿;从结构上看,非标占比较高,包含了租赁融资、金交所定融、信托等,无债券。

令他惊讶的是,一些租赁融资还是通过A县中医院进行。程平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笔融资的交易结构:A县中医院将某设备卖给租赁公司(同时,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A县中医院再从租赁公司将设备租回,并支付租金。业内将这一模式称为“售后回租”,A县城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虽然是中医院融资,但资金是我们用了。”程平说,“这笔租赁融资造假很严重,按合同看作为标的物的该设备有上百台,但中医院可能十台都没有,所以支持借款的基础信息都是假的。”

他还发现,在2018年1月间前任董事长甚至还向当地居民借入上千万的高利贷。其中,月利率高达1.2%,而期限仅有2个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笔借款还引入A县另一家城投做担保。

到任后,他指导公司相关部门摸清家底,制作多张表格,其中一张债务明细表,包括债务人、债务余额、到期时间、拟偿还方式等内容,然后列出下月需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另一张表则是城投公司拥有的资产,罗列资产名称(包括现金)及价值。

但是偿债规模总是高于后者,2018年还能通过再融资滚动,但今年实在难以滚下去。对于某些单笔规模较大的债务,程平会建议分管副县长带队到债权人单位协商,请求展期。

“融资太多、期限又短,但公司没有造血能力。” 他说,“今年来城投公司也准备转型增加现金流,尝试搞搞房地产开发业务。”

逾期

A县城投的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项目代建。具体而言,A县城投先进行投资建设,然后由政府按照相关协议进行回购。在此过程中,城投形成对政府方的应收账款,政府方的回款情况将决定城投的现金流入。

在融资趋紧的背景下,A县2018年的财政收入相比上年却下降了2亿。这使得A县城投的资金链更趋紧张,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逾期,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今年光还账就需要10多亿,但财政回款不到1亿。”程平说。

一个地方金交所发函称,(投向A县城投的)定融产品投资者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投资者金融意识强、维权意识强。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不利于A县融资及发展。

其中关切,程平自然清楚,他只是照例将发函转呈县委书记、县长批阅。“县领导也批示要做好处理。”程平说。

程平也确实被组织部门约谈,他估摸着可能是部分债权人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上级部门,使相关领导产生他化债不力的印象。“据说要免掉我。我不胜任,领导可以免掉我,但是免掉我,账也还不起。”程平说。后来,组织部门调查发现,确实也在努力还债,也就作罢。

在今年的到期债务中,最让他头疼的是:有一半的到期债务是租赁融资,共5.6亿分布在九家租赁公司。他一家家去谈,提出先付一部分、剩余租金展期的方案。部分机构同意了延期的方案,但部分机构比较强硬,表示如果不能三个月内偿还逾期租金,将会把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或者启动起诉程度。

如果将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意味着出现了不良,A县城投未来的再融资将会更加困难。而一家机构则表示将会向媒体曝光。由于无法按期支付逾期租金,A县城投租赁违约的消息今年9月被媒体曝光,程平也接到来自媒体的求证电话。

“要是媒体报道能将我免掉倒好了。”程平调侃称,“但公司确实没钱。”曝光后A县城投还是没有偿付租金,这也让租赁公司意识到A县城投确实资金紧张,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一国有企业,欠钱肯定要还。今年还不上,可以今年还一部分,明年再还,甚至后年再还,都没问题。”除了和对方谈展期方案,这是程平向金融机构说得最多的保证词。

反思

虽然一年半的城投任职已经结束,但这期间被追债的经历并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程平也在反思:何以至此?

程平回忆称,2014年政府债务锁定后,A县又成立了一些国企,通过表内外方式融资进行基建。“2014年后的融资规模,可能远高于当时锁定的政府债务余额。只要是政府平台,不论评级、经营状况,去金融机构融资要多少给多少,而2018年以来陆续进入偿还期,前期摊子铺得太大,后遗症就出现了。”程平说。

程平坦言,这其中有部分项目没有认真进行论证。而城投出现债务偿付问题,固然有政策层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自身没有做好流动性管理,之前投资了很多收益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收益回款周期长、规模也不大。

其中,非标融资成本高、期限短,偿债高峰期叠加再融资收紧,违约就在所难免。更头疼的是,大规模的基建形成了大量对下游民企的应付工程款——国务院正在督查清欠,马上年关了,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

一年多来,A县基本没上新项目,在建的项目也基本都停了。程平说,隐性债务的偿付已经影响到地方财政的调度,保工资、保运转都很困难,因此上级拨付的项目资金、专项债资金都挪用偿债了,基本建设投资难以保证。

统计公报显示,A县2015年-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超过15%,2018年增速回落至2%,2019年预计将负增长。“现在办公经费、出差费用这些开支已经全部停掉。”程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