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东等高管拿1元年薪是真高尚?终于有人说破真相了

核心提示:1元年薪,给闺女买个棒棒糖都不够。说这话的是乐视的老板娘甘薇。那么为什么乐视掌门人贾跃亭还心甘情愿只领1元年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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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年薪,给闺女买个棒棒糖都不够。说这话的是乐视的老板娘甘薇。

那么为什么乐视掌门人贾跃亭还心甘情愿只领1元年薪呢?

实际上“1元年薪”这个梗,还不是贾跃亭等人首创的。在美国,很多大企业的CEO或者董事长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他们却拿着“全球最低”的薪水——1美元。

这些人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谷歌CEO拉里·佩奇、以及Snap公司CEO埃文·斯皮格……

随后,“一元年薪”也传到了中国,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是其中的代表。刘强东也因此被网友调侃:“十年都买不起一杯奶茶。”

据观察,“一元年薪”的企业高管们往往就是这家企业的重要股东甚至控股股东,股权本身就是一笔天量财富,拿不拿固定工资已完全不重要。同时他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表明企业家对于公司股价的看好,对未来业绩(或分红)的看好,进而传递市场信心。

但是,并非所有拿“一元年薪”的企业高管都是出于建设性的目的,其中有些人也可能是为了避税——昨日,全国人大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就一语道破这个真相。

“1元年薪”俱乐部都有哪些人?

近几年,“一元年薪”似乎成了民营企业家的风尚,通过iFind统计发现,2015年,在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中,有近一百家企业的董事长薪酬低于1万元人民币,同时,还有15位总经理的薪酬低于1万元。

京东董事长兼CEO刘强东

2015年8月8日,京东集团董事长兼CEO刘强东在与奶茶妹妹的结婚前一天,宣布将自己未来十年的年薪降至1元。网友忍不住调侃:“十年都买不起一杯奶茶。”

乐视董事长兼CEO贾跃亭

2016年11月6日,乐视董事长贾跃亭发出内部全员邮件《乐视的海水与火焰: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把海洋煮沸?》,信中表示,LeEco战略实现的节奏过快,组织与资金面临极大挑战,他和公司管理层将为此承担责任。“即日起,我自愿永远只领取公司1元年薪。”

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

2009年1月,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提出申请:“2009年我只领1元年薪。”在梁稳根的带领下,三一集团全体董事提出2009年只拿10%年薪。梁稳根的“一元年薪”,算是国内较早的举动,引起广泛关注。

梁稳根和三一集团全体董事为何集体提出降薪呢?原因就在于,受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三一集团遇到了重大挑战。

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

除了“一元CEO”外,中国还有一位“零元CEO”。2008年,对于中国平安老总马明哲来说,无疑是饱尝“高薪门”之苦的一年。从中国平安披露的2007年年报来看,6616.1万元的年薪的确让观众吃惊不小,马明哲也由此走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出风头”之后,2009年,马明哲做出了一个让大众更加匪夷所思的决定——2009年将领取“零元年薪”。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2016年9月21日,马云受联合国邀请,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年薪仅为1美元,而且该职务没有额外津贴,不参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另外,马云去年也曾在央视透露,“我今天为止,我大概20年没拿工资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钱,我身上都不带钱。”

每年领1元,大佬们真的这么傻?

有人会问,这些大佬们为啥要1元而不是一分都不要呢?因为在英美法里,合同成立必须要有对价,即为约因。这1块钱就是对价。

那像贾跃亭、刘强东这样只领1元年薪的人,真的是为公司白奉献吗?

精明的商人们早就为自己在“1元年薪”的背后设计好了一套周密的“致富经”。

比如刘强东,他减薪的背后其实是一项股权激励计划,一项将刘强东和京东绑得更紧的计划。

2015年,京东董事会批准针对刘强东的一项为期10年的薪酬计划,刘强东在计划规定的10年内,每年基本工资为1元,且没有现金奖励。

虽然每年只拿1元年薪,但根据京东的股权激励计划,刘强东已被授予2600万股A类股股权,相当于公司所有流通股的0.9%。刘强东获得的这笔股权每股执行价格为16.70美元(相当于每股ADS33.40美元)。在该10年期限内,公司不得再向刘强东授予额外股权。遥想当年,京东2014年上市前夕,董事会曾将公司股权的4%直接奖励给刘强东。当时这笔期权的价值为6.06亿美元,这直接导致京东在2014年第一季度大亏37.95亿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未来10年内,只有当京东股价达到或超过33.4美元时,刘强东才能将他那部分股权进行套现,以获得利益。如果以33.4美元的行权价计算,刘强东这些股权的价值为4.3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6.95亿元。

如果上述股权激励失败,刘强东在未来十年即便真的只能领取一年1元的年薪,这位对公司极具掌控权的创始人依然不缺钱。毕竟IPO后,刘强东持有京东20.5%的股份,全部为B类股,根据京东A、B股投票权1比20的设置,刘强东将拥有京东83.7%的投票权,仍然牢牢地掌握着京东的发展方向。

按照2016年胡润百富榜,刘强东以455亿财富排名第26位。所以,未来十年,刘强东靠不了年薪养家,可以靠股权。

当然了,作为一家企业的“龙首”却只拿1元年薪,很容易引起大轰动,吃瓜群众也为大佬们只领一元年薪操碎了心。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工资并不代表他们全部的收入构成,甚至只占很少一部分。数据显示,11位年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的CEO,其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仅为2.7%。

所以,上述这些大佬们根本不指望用工资养家,他们随便用手中的股权套点现,就够咱普通老百姓吃个几年的了,人家如何养家根本不用我们担心。

领1元年薪“好处”多多

一般来说,1元年薪大多是在企业有了困难时,企业高管对内和对外展示出的一种态度。将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既为了表明力挽狂澜的决心,也为了激励员工和稳定军心。此外,CEO们拿1元年薪一定程度上也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成本,节省下来的成本反应到股票市场会增值多倍,对企业发展有益,老板也收获长期利益。

不论这些高管们是否是以避税为目的宣布自己只领1元薪水的,但无论怎么说,企业高管低薪、免薪确实在客观上起到的避税的效果。

首先是个人所得税。企业高管们常常是百万年薪不在话下,按照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税率来说,45%的税几乎是将高管的收入“拦腰减半”,这一笔税若是省下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好处。

对此,也有学者分析认为,像刘强东这样只拿很少工薪甚至不拿薪水的情况,在国内很多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中都存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问题:高收入者实际上有着更多的避税渠道。

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计算,一位企业高管如果拿100万元工资、薪金,将缴纳40多万元个税。而如果这位高管拿一元年薪以及100万价值的股票期权,这适用20%的税率,只需要缴纳20万元个税,这样一来,可以避税20多万元。

一位会计从业人员还分析道,一些董事长和总经理虽然只拿1元年薪,但他们平时所有的开支可能都变成了企业的成本和费用。

最简单的案例是,企业家需要买一套家具,那么完全可以将家具的支出计到企业的开支,但家具实际进了企业家自己家里。企业的成本做大,利润变低,缴纳的税负也就减少;与此同时,企业家本身的消费也不会受1元年薪的限制。相比工薪阶层,显然企业家避税的手段要多得多。

在美国,如果企业高管或员工的工资不合理,税务部门则会征收附加税。在过去,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工资过高造成的。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而言,每位员工可享受100万美元的可抵税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不超过100万美元,其所得税可抵扣公司税。但如果工资与公司业绩挂钩,则不受此影响。或许,这正是美国乔布斯等高管选择一美元年薪的原因。

不过现在,面对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选择低薪酬,美国税务部门又开始关注工资过低的问题了。现在,工资过低也要被征税了。例如,对于高管每年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税务部门不仅要向高管征税,还要向企业征税。总之,税务部门会想办法弥补此前的政策漏洞。

黄奇帆:穷人在为富人“掏腰包”

在黄奇帆眼中,企业高管通过“一元年薪”避税,而穷人却在为富人“掏腰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部调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0809元,折合月平均工资为4234元。有专家明确表示,目前缴个税的大多为工薪阶层。

在昨天的小组审议会上,黄奇帆指出:

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方式避税。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

他认为,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他分析称,跟周边比,中国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都低于我国。

黄奇帆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以此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

另外,黄奇帆表示,发达国家税前抵扣项目多,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黄奇帆举例说,“数据显示,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目前,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向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对于分类征收,大家最大的感受便是“把工薪阶层管住了”,因为工薪阶层的收入来源很单一,可能就只有工资收入。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构成非常复杂,分类征收反而不能把全部收入统一到一起缴税。

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表示:“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础上,应研究决定专项扣除可能的方向。具体讲,就是通过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

张连起说,比如在现行3500元和三险一金基础上,去年已在31个城市试点商业健康保险扣除政策。下一步,根据社会配套条件和征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可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比如,再教育支出、赡养抚养支出、首套房贷利息等支出,以此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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