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科研所茅倬彦:亟待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核心提示:“我们前期在北京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孕产妇对孕产咨询需求特别大,但是没有好的公共服务来支持”。茅倬彦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到要释放生育能力,作为生育主力的70后经济能力比较足,对将来的服务需求质量也比较高。

“全面两孩”政策实行后,我们应当如何做准备?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人口与健康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茅倬彦在3月初在邮储银行举办的一个活动现场表示,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目前生育支持体系还没有建立,如果“十三五”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从而形成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提高生育率可能还有点希望”。

茅倬彦说,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全国符合条件的女性有9000万。后面有一个数字很多人没有看到:3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占60%。绝大多数60后、70后生育意愿强烈,但是这部分人年龄大了,很多人有心无力。实际上40岁以上女性生孩子比例也就5-10%左右,绝大部分40岁以后女性不会再生孩子了。未来五年,这60%里面主要是 70后,60后基本退出生育舞台,不会再生了。

35岁以上孕产妇医学上划分为高龄孕产妇。35岁以上女性如果生育,70后是主体。首先面临高危妊娠、不育不孕等问题,这将亟需优质妇产资源的提供和保障。“比如现在一位女性,准备开始生孩子就意味着开始新一轮的奔跑,首先要奔跑着去抢妇产医院。有人形象地比喻,现在在北京妇产医院抢一个号跟汽车摇号差不多,其次要抢奶粉和保姆。”

另外,“我们前期在北京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孕产妇对孕产咨询需求特别大,但是没有好的公共服务来支持”。茅倬彦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到要释放生育能力,作为生育主力的70后经济能力比较足,对将来的服务需求质量也比较高。

目前社会对生育第二个孩子还没有做好准备,很多公共服务远没有跟上。

她解释称,0-3岁的托幼服务基本为零,全部依靠家庭自己解决,大多数依靠祖父母帮助。中国女性就业率非常高,这意味着妇女生完孩子,就谁来带的问题。同时,生育孩子年龄在不断推迟,北京等大城市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在29岁、30岁,这些孩子的祖父母年龄已经也大了,他们的体力支持带大第一个孩子,却支持不了第二个孩子了。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对于新出生人口的增加预测不一,讨论很多。

茅倬彦表示,对新增人口有250万、400万或500万等预测结果。但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新增人口未必有那么高,消费预期可能没有那么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女性会有生育养育孩子的成本估算。“发达国家跌入了”低生育率陷阱”,采取了很多政策鼓励生育,但政策效果很微弱。我们国家会不会陷入这个低生育率陷阱?我们是不是能跳出东亚、欧洲普遍面临的低生育的规律?我没想到经济界、金融界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消费期待如此之高。我想泼一盆冷水,也别那么高”。

她举例道,2010年OECD国家0-3岁婴幼儿接受正规机构照料平均水平33%左右,北欧等高福利国家更超过50%,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育率仍然不高。目前我国女性就业保障不足,很多女性生孩子要选择中断就业,或者是放弃发展机会,生完第二个孩子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再也不能发展的,所以这些因素导致我们想要二孩的人多,但是心动到行动的很少,从行动到胎动的更少了。

相对于人口数量的提高,茅倬彦认为,生育升级带来的需求和挑战更高。

“经济界强调消费升级,实际上生育消费也在升级”。比如去日本买马桶盖,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制造,而是因为老百姓消费需要提高。所以未来开发产品时,要更多地考虑到如何让女性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不会因为有了孩子影响到女性享受人生的幸福程度。春节期间一个比较热的话题。著名影星马伊俐发微博,抱怨带孩子出行艰难。实质上是我国缺乏生育支持设施的一个折射。目前,我国大型公共场所基本没有与生育配套的相关设施,比如没有母婴室,没有给婴儿换尿布的尿布台,没有免费的大型儿童游乐场所。妈妈带着小宝宝外出、购物等是非常艰难的。

“全面二孩”后人口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会只有简单的供给增加,还有供给方式的转变。

茅倬彦提醒道,“十三五”规划建议里提了很重要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十三五”要加强“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在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没有来得及提供的,市场还有许多可为之处。可以挖掘未来的消费潜力,释放更多的生育潜力。

未来如何提高生育率?这是欧洲、东亚低生育率国家政府和学者面临的普遍难题,未来中国也要面对这个难题。

茅倬彦认为,“十三五”时期亟待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目前生育支持体系还没有建立,如果“十三五”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从而形成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提高生育率可能还有点希望”。

(编辑:赵萍)